我的父亲是一位煤矿退休医生，也是一位经历过战争的老兵，他有着51年的党龄和极富传奇的故事。在父亲的身上，我耳闻目睹了作为一名老党员光荣而骄傲的历史，他的言传身教也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　　1966年，参军入伍2年的父亲在厦门高炮部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同年，因抗美援越战争，他所在的高炮部队响应国家号召，开拔进入广西边境，驻扎在离边境不远的一个小山村。那时候父亲是一名卫生员，部队进村扎营时，他给这家挑水给那家砍柴，给村里人检查身体看看小病，嘴巴甜挺招村里人喜欢，也深得部队首长的器重，当然也赢得了农家少女的芳心，那就是我的母亲。
　　母亲曾不止一次提起，父亲是一位不怕死的战士。在战争打响后，作为一名卫生员，父亲随部队奔赴前线作战，常常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壕里抢救伤员。有一次，他负责背一名受伤较重的战友到后方卫生队救治，在回程的路上遇到美机轰炸，一颗炮弹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爆炸，掀起了1米多厚的黄土，将他和战友埋了大半截。当被炸弹震晕的父亲醒来时，他强忍住伤痛刨开黄土，继续将受伤的战友背到了后方卫生队。受伤的战友得到救治保住了性命，父亲也因此获得一枚来之不易的三等功军功章。这枚军功章母亲至今还小心翼翼地珍藏着，也许这就是值得母亲此生深爱父亲的理由吧！
　　1979年，父亲转业来到了地方煤矿医院（原上京矿务局医院）工作，当了一名外科医生。也许是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人，方才知道生活的不易。在煤矿医院工作的这几十年中，父亲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优良作风和一名党员的本色。
　　我的父亲有很多的“母亲”和“兄弟”，这些亲人都是他从医几十年来在工作中认的“干亲”。
　　依稀还记得我10岁那年的一个夜晚，父亲从外头背回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，将还在睡梦中的我叫醒，把床铺让给了老人，老人从此在家里一住就是大半年。在这半年时间，父亲精心侍候着老人，并且要我们几个姐弟管她叫奶奶。每天，父亲一下班就会给奶奶针灸理疗，有时还要挂瓶打针，直到奶奶晚上睡觉时不再呻　吟喊痛，不再整晚咳嗽吐痰。后来，一位叔叔来到我家，进门便跪在我父亲面前痛哭，并接走了与我们朝夕相伴的奶奶。
　　后来才知道，那是父亲从医院门诊部背回家治疗的病人。老奶奶是偏远山区的农民，由于家里穷交不起药费，她来到医院看病时，怀里只是抱着一个南瓜，说是用来抵药费的，只要开一些止痛药就行。父亲说过，这件事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，他当时就流下了眼泪，在场的护士也哭了。当天，父亲认认真真给老奶奶做了详细检查，知道了病情的父亲毫不犹豫地将老人背回家医治。
　　父亲一生从医一世讲德，他所说的和他所做的，点点滴滴，早已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中，一直影响着我。
　　1996年的一个夏天，在矿区周边的公路上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，造成10余人受重伤。父亲那时候已经退休，医院返聘他继续留院工作。虽说父亲年龄大，但抢救伤员依然是驾轻就熟，本色不改。在医院急诊室，由于伤员多诊疗床不够，父亲就就地铺上草席，将伤员平放在地上救治，并坐在地上给每位伤员接骨复位，做人工呼吸按压。当时，有几位伤情较重的伤员急需动手术，父亲就拖着疲惫的身躯继续上手术台抢救伤员，医院领导劝他休息，但父亲还是撑着在手术台上站了6个小时，完成了3台开放性骨折手术。
　　如今，在仙游老家休养的父亲也没闲着，他开了个小诊所继续给乡里乡亲看病。曾经有一家私人医院高薪请他去当“专家”坐诊看病，但是没过多久就被医院给“开除”了。原来，父亲总是不会“配合”医院，还固执地要求医院把宣传广告中的“部队军医”改为“煤矿医生”，当然，想要父亲随意开大处方和检查更是免谈。
　　这就是我的党员父亲，一个引导我一生为人处世的指路人。（薛文勇）